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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宣传的历史经验

作者: 安徽民间习俗网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11日 06:30:50

作者:张燚 黎海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宣传的历史经验研究”〔17BMZ009〕阶段性成果)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长征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它在许多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历史性和开创性。曾被埃德加·斯诺誉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的长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政策宣传的首次尝试,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利用行军和作战的间隙,对途经地区的10多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推动了革命思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也逐渐积累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宣传经验。

    一是坚持党对民族政策宣传工作的领导。在长征途径的11个省,聚居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第一次有机会与众多少数民族群众亲密接触,而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对红军顺利前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能否打破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敌视,并获得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对党与红军的拥护与支持,成为决定红军长征是否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成为事关革命成败的战略性需要。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连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费侃如编著:《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8页)。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一直坚持并不断强化对民族政策宣传的领导,以确保民族政策宣传正确开展。

    正是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民族政策宣传在长征期间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各支部队的宣传都能够突出强调“民族自由、平等与联合”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例如,1934年11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在中国劳苦群众中间的大汉族主义”和“在瑶民中间所存在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两者都不利于“瑶民民族与汉族工农劳苦群众的联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1936年4月29日,在给喇嘛寺掌教八大老僧的信中,率领红二方面军的贺龙指出,“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91页)。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也明确提出要反对并克服“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前者主要表现为“不相信和轻视番民”,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番族中的洗汉口号”(《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76页)。

    二是坚持实行全员参与式宣传。长征中,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并没有被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所吓倒,反而在艰难困苦中愈挫愈勇、百炼成钢,创造出了许多与众不同、影响深远的工作方式,其中就包括对民族政策的全员参与式宣传。全员参与式宣传是一种组织化宣传,它能凭借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实现信息覆盖的最大化,有助于弥补组织在媒介占有上的不足,扭转信息宣传上的劣势。正是借助于全员参与式宣传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才实现了现代民族思想在民族地区的传播,转变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观念。正如美国学者威廉·莫尔伍德在评价长征时所说的那样,“长征是一次解放。长征既打破了地域上的隔绝状态,又解除了人们心理上的桎梏,使人们的思想从古老的狭隘的乡土观念中解放出来,在人们面前表现出国土之辽阔,揭示出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转引自《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全员参与式宣传要求每个红军战士都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讲者,能随时随地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例如,1935年5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发动各连队“破坏白军宣传,要深入到各家群众中,普遍的写贴标语”,并“对夷民要发动每人送他们一件礼物”,以便改善与他们的关系(《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61页)。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刊发《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一文,号召“我们部队中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的上面,每个红色指战员都要自动的来参加这个工作……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1936年6月27日,红四方面军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西北地区行动的标语口号》,要求“各军政治部应将各级政治部处的粉笔队组织好”,并强调“在行动中不仅组织粉笔队在路上墙壁上书写。应动员每个连队的群众和支部的同志到处书写,使群众随时可以看到,使反动分子不易破坏我们所书写的标语”(《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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